风骚:指在文学上有成就的“才人”的崇高地位和深远的影响。
在中国文学史上,“风骚”是代表《诗经》的《国风》和代表楚辞的《离骚》的并称。而“风骚”传统则是在《诗经》和《楚辞》的影响下发展形成的我国古代诗歌的两种优良传统,即代表《诗经》的《国风》所形成的“风”诗传统和代表《楚辞》的《离骚》所形成的“骚”诗传统。
所谓的“风”诗传统,就是世代相传的现实主义的精神。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按照生活的实际样式再现生活,并通过对生活真实的、具体的、形象的描写,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,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或本质的某些方面。《国风》中的民歌和二雅中的卿士大夫政治讽喻诗就
诗的前两句以李白、杜甫的诗为例来说理:“李杜诗篇万口传,至今已觉不新鲜”,为了说明诗风代变的道理,诗人举出了诗歌史上的两位大家,唐代的李白与杜甫为例。李白、杜甫的诗歌万古流传,无人能与之相比。即使是李、杜这样的大诗人,他们的诗作因流传千年,播于众口,已经不再给人以新鲜感了。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,各个时代都有其标领风骚的人物。可见,“江山代有才人出,各领风骚数百年”,国家代代都有有才情的人出现,他们各自的影响也不过几百年而已。作者认为诗歌应随着时代不断发展,诗人在创作上应求变创新,而不要刻意模仿,跟在古人后面亦步亦趋。
此诗反映了作者诗歌创作贵在创新的主张。他认为诗
生活在清朝的赵翼接触过许多著名的诗词,但作者提倡创新,反对一味的模仿。作者慷慨激昂,写下了这首诗来抒发内心的感情。
人未有不乐为治平之民者也,人未有不乐为治平既久之民者也。治平至百余年,可谓久矣。然言其户口,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,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,视百年、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。
试以一家计之:高、曾之时,有屋十间,有田一顷,身一人,娶妇后不过二人。以二人居屋十间,食田一顷,宽然有余矣。以一人生三计之,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,各娶妇即有八人,八人即不能无拥作之助,是不下十人矣。以十人而居屋十间,食田一顷,吾知其居仅仅足,食亦仅仅足也。子又生孙,孙又娶妇,其间衰老者或有代谢,然已不下二十余人。以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,食田一顷,即量腹而食,度足而居,吾以知其必不敷矣。又自此而曾焉,自此而玄焉,视高、曾时口已不下五六十倍,是高、曾时为一户者,至曾、元时不分至十户不止。其间有户口消落之家,即有丁男繁衍之族,势亦足以相敌。或者曰:“高、曾之时,隙地未尽辟,闲廛未尽居也。”然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,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,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,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,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。又况有兼并之家,一人据百人之屋,一户占百户之田,何怪乎遭风雨霜露饥寒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?
曰:天地有法乎?曰:水旱疾疫,即天地调剂之法也。然民之遭水旱疾疫而不幸者,不过十之一二矣。曰:君、相有法乎?曰:使野无闲田,民无剩力,疆土之新辟者,移种民以居之,赋税之繁重者,酌今昔而减之,禁其浮靡,抑其兼并,遇有水旱疾疫,则开仓廪,悉府库以赈之,如是而已,是亦君、相调剂之法也。
要之,治平之久,天地不能不生人,而天地之所以养人者,原不过此数也;治平之久,君、相亦不能使人不生,而君、相之所以为民计者,亦不过前此数法也。然一家之中有子弟十人,其不率教者常有一二,又况天下之广,其游惰不事者何能一一遵上之约束乎?一人之居以供十人已不足,何况供百人乎?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,何况供百人乎?此吾所以为治平之民虑也。